文章来源：心理学报200302
作者：张爱卿/刘华山

【内容提要】探讨人际责任归因与行为应对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376名被试参与了此项研究。结果表明：(1)内在的可控的失败原因引起最高责任推断、最高程度的责备和最低程度的安慰；相反，内在的不可控的稳定的原因与最低责任、最低责备以及最高程度的安慰相联系。(2)责任归因与责备和安慰之间的数量化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以确定。(3)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对失败行为作可以控制的归因；在行为反应上，教师或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安慰策略。
【英文摘要】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is a new field that connects attribution researches with judgments of behaviorresponsibility.It gives a new angle of view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ehavior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ollowing behavior reactions.This research tes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ausal locus,controllability,judgment of responsibility,affect response and behavior reactions.376 subjects attended this experiment,the results are:(1)Internal controllable cause of behavior elicited high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evere reprimand and low console;internal uncontrollable and unstable cause elicited low responsibility,low reprimand and high console.(2)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ausal attribution,judgment of responsibility and behavior reactions should be:Locus and controllability→responsibility→affect response→reprimand and console.Tw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ere set up to tes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by EQS.(3)Students,especially female students were inclined to think the failing behavior was caused by controllable reasons,teachers tended to use console strategy to students that failed.
【关 键 词】归因维度/责任推断/行为应对策略
    attributional dimensions/judgment of responsibility/behavioral reaction strategies
【正    文】
  
    1　前言
    行为责任归因研究是归因研究与责任推断相结合的一个新领域，它将归因理论应用于对他人失败行为的责任分析之中，为行为责任的推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责任推断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公平、公正，甚至巨大的经济利益等，像管理与法律中的责任追究制度、司法审判、处罚决定等[1-4]。行为责任的归因分析有助于教师或管理者避免在行为责任推断和处罚决定上的主观性、任意性，使行为处罚决定更为科学有效。
    行为责任的归因研究关注于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归因以及有关行为责任的推断。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归因会影响到责任的推断。如，同样是失败的行为，由缺乏努力所造成的失败，行为者对其失败负有责任；而由于先天倾向或能力低所造成的失败则没有责任。然而，这些早期的量化研究往往将责任推断和控制性两个概念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即用控制性代替责任推断，他们并没有将责任推断变量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5,6]。在新近的研究中，Graham和Weiner(1997)、Weiner(1995,2000)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认为不应该将“控制性”和“责任”混为一谈，它们是不同的概念，应加以区分[6-8]。为此，Weiner(1995,2000)还提出将控制性归因看作是责任变量的前提的理论假设。
    责任推断又成为管理和教育等领域中处罚决定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失败行为中，个体对其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会影响到人们或领导者行为反应策略的选择。如，Reyna,C.(2001)和Struthers(1998)的研究表明，由缺乏努力这种可以控制的原因所引起的失败，行为者负有较高的责任，应受到较严重的惩罚[9,3]。合理的归因反馈和行为反应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行为者的学习和工作积极性[10,9]。责任归因与行为反应策略之间的关系可假定为：结果归因→知觉到的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行为反应（像惩罚、责备、忽视、安慰等）。
    新近的责任归因与后继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尚处于假设检验阶段，虽然有一些实证研究为其提供了部分的支持，但整个理论模型并没有得到确证。进一步的数量化分析和与实际生活问题相结合的应用研究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Weiner的归因理论还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的证实，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的适应情况还有待检验。再者，在我国的教育和管理实际中我们还深深体会到，除了控制性归因是影响责任推断和行为反应策略的因素以外，内部与外部归因也往往成为责任推断和行为反应的依据，那么这个假设是否成立，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需要从更为宽泛的归因理论框架中来研究。
    本研究选择人们经常使用的有代表性的对他人失败结果的行为应对策略（责备和安慰）进行归因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探讨归因维度与行为责任以及行为应对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1)归因的部位、可控性与责任推断、行为反应（责备和安慰）之间的变化趋势。(2)责任归因与责备和安慰之间的数量化关系，这里拟通过结构方程来检验的基本模型为：归因的部位和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反应→责备或安慰。(3)探讨性别和身份（教师或管理者和学生）在责任推断、情感以及后继行为反应策略上的差异性。
    2　研究方法与程序
    2.1　被试的选定
    本研究共选择被试376名，包括大学二年级公共心理学课的学生被试196名（男68，女128）和教师被试（他们是教育硕士课程班的进修教师，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160名（男58名，女102名）。另外20名的身份缺失，其中16人性别缺失。大二学生来自师范大学的几乎所有主要专业，年龄范围在18～23岁之间。教育硕士进修教师主要来自语文、数学、生物、化学、物理、政治和历史专业，他们是大学、中专以及中学在职教师或管理者，年龄范围在25～42之间。
    　　2.2　刺激情景
    刺激情景根据Weiner(1995,1986)[6,11]归因理论所提出的人们最常使用的典型的归因内容（能力和努力）进行设计，通过二者的高、低组合，形成4种不同的考试失败情景：
    情景1：一位学生虽然能力高，但学习不努力，结果造成他期中考试不及格，并大大落后于其他同学。（能力高－努力低）
    情景2：一位学生能力低，学习也不努力，结果造成他期中考试不及格，并大大落后于其他同学。（能力低－努力低）
    情景3：一位学生虽然能力高，学习也很努力，但期中考试不及格，并大大落后于其他同学。（能力高－努力高）
    情景4：一位学生能力低，虽然学习很努力，但期中考试不及格，并大大落后于其他同学。（能力低－努力高）
    2.3　反应量表
    量表的内容根据Weiner(1995,2000)[6,8]归因的三维结构模型和责任归因模型拟订，让被试通过角色扮演的方法权衡各种原因，并评定行为者由这些原因而导致的失败的责任、情感反应以及应受到的行为干预的程度（即责备和安慰程度）。各条目采用Likert 7点评定制。其中包括归因的三个维度：行为者失败的原因来自外部或内部（外部＝1-7＝内部），原因是不可控的或可控的（不可控＝1-7＝可控），原因是不稳定的或稳定的（不稳定＝1-7＝稳定）；行为者应承担的责任程度作为潜伏变量，由三个条目组成：根据对其行为负有责任与否、有无理由以及有无过错的程度编制，本研究中三者的Cronbach's alpha=0.743；对行为者的情感反应包括两个潜伏变量：生气类情感反应（由气愤、生气、愤怒三个条目组成，alpha=0.846）和同情类情感反应（由同情和怜悯两个条目组成，alpha=0.934）；行为反应变量为：责备和安慰，分别由一个条目来测定。最后，本研究中量表各情景在部位、控制性、稳定性、责任程度、生气类情感反应、同情类情感反应、责备以及安慰上半个月后的重测信度范围分别为：rs≥0.76,0.68,0.62,0.65,0.69,0.72,0.61,0.63,ps＜0.001。
    2.4　实验控制
    首先，通过指导语告诉被试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来作出判断，并提示他们可先整个看一遍有关问题再进行选择。其次，问卷调查时除前面三个维度和最后的责备与安慰条目外，其他的出现位置随机编排。再者，实验时四种情景随机发放，每个被试只对一种情景作出反应，并注意各情景的被试人数在身份和性别上保持平衡，每个情景被试人数平均为94人。最后，量表还包括一些反向记分题，统计时调整过来。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实验控制检测和情景、身份以及性别检验
    这里，首先统计出一些主要条目在各个情景中的均值和标准差，其中责任的得分为所包含的三个条目得分的平均值（见表1）。
    通过MANOVA进行多元方差分析（4情景×2身份×2性别）表明，情景在归因的各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在部位、控制性以及稳定性上，F值分别为：Fs(3,340)=53.705,45.166,28.821,ps＜0.001。具体来说，在部位上情景1的得分最高，即被试倾向于认为该情景中行为者失败的原因是内部的；情景3的得分最低，即被试倾向于认为该情景中行为者失败的原因是外部的。在控制性上，情景1的得分最高，情景3和4的得分较低，即情景1是可控的，情景3和4倾向于不可控。在稳定性上，情景2和4的得分较高，说明这两个情景为较为稳定的原因，其他情景则倾向于不稳定的原因。这些结果与我们根据归因理论对4个情景的设计和分析相吻合，说明实验的控制和操纵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并具有良好的效度。
    　　表1　各个情景中一些主要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N=376，每个情景的被试人数平均为94人）
    附图{图}
    另外，在控制性上还存在着身份差异F(1,340)=3.193,p=0.049；情景与身份的交互作用，F(3,356)=2.898,p=0.035；以及性别与身份的交互作用，F(1,340)=7.958,p=0.005。相对而言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失败的原因是行为者可以控制的。
    情景、身份以及性别在责任、责备和安慰上的检验还表明：情景均有主效应，F值分别为：Fs(3,340)=66.020,39.878,18.901,ps＜0.001，说明被试认为不同的情景中行为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同，在对行为者的反应策略（责备与安慰）上也应有所区别。具体来说，被试认为情景1（能力高－努力低）中行为者所应承担的责任最高，并应受到最高程度的责备和最低程度的安慰；相反，情景4（能力低－努力高）中行为者应承担的责任最低，并应受到最低程度的责备和最高程度的安慰。
    情景与身份在责任推断上具有交互作用，F(3,340)=6.092,p＜0.01；身份在安慰上具有主效应，F(1,340)=10.098,p＜0.01，并且身份和性别在安慰上具有交互作用，F(1,340)=5.798,p＜0.05。进一步有关身份的在安慰上的t检验显示：t(354)=-2.196,p=0.029，说明教师更倾向于对行为者进行安慰。
    3.2　归因维度、责任推断、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反应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为了了解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势，我们将4个情景中的数据汇合到一起，进行了相关分析。从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出（见表2），这里所有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达到0.01显著水平。从相关的情况还可以发现，部位与控制性呈显著正相关，即原因愈趋于内部，就愈可以控制；部位与责任（包括三个条目）、生气类情感（包括三个条目）以及责备均呈显著正相关；部位与同情类情感（包括两个条目）以及安慰呈显著负相关；即内部→较高责任→较高生气类情感反应、较低同情类情感反应→较高责备、较低安慰。另外，控制性与上述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与部位相似，其变化趋势为：控制性→较高责任→较高生气类情感反应、较低同情类情感反应→较高责备、较低安慰。这些结果与理论假设和我们的预期相一致。
    　　表2　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N=374)
    附图{图}
    注：表中所有的变量之间的相关都达到0.01显著水平。
    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确定归因的维度、责任推断、情感反应、责备以及安慰行为反应之间的数量化关系和检验理论假设的跨情景性，我们将4个情景中的数据汇合到一起，来建立这些变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3.3.1　结构方程模型1：责任归因、情感反应以及责备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这里，首先探讨与责备行为有关的归因的部位和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反应以及责备行为之间的关系。经Bentler,P.(2000)[12]最新的EQS6.0结构方程模型统计程序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图1所示的模型：
    附图{图}
    图1　结构方程模型1
    注：1.*=p＜0.05
    2.责任程度由三个条目来反映：负有责任(A1)，无理由(B1)，有过错(C1)；生气类情感包括：气愤(A2)，生气(B2)，愤怒(C2)；同情类情感包括：同情(A3)和怜悯(B3)
    这里，吻合指数X[2](35)=41.043,p=0.223＞0.05，表明理论假设与数据相吻合（无差异），NFI(Normed Fit Index)=0.983,NNFI(Non-Normed Fit Index)=0.996,CFI(Comparative Fit Index=0.997,RMSEA(Root 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0.022（90%置信区间为[0.000,0.045]）。这些指数都表明模型与数据十分一致（根据Bentler(1989)）的理论，0.9以上为可接受的吻合指数标准，0代表不吻合，1代表十分吻合，容许有时该指数稍微超过1）[13]。EQS还可以计算出Lisrel的相应指数，这里GFI=0.981,AGFI=0.964，也表明二者十分吻合。
    该结果从总体上支持上述的Weiner的理论假设：行为原因的部位和控制性直接影响到责任的推断（这里，标准参数或回归系数βs=0.29,0.56,ps＜0.05）和情感反应（控制性对同情类情感β=-0.16,p＜0.05）。责任推断又影响到情感（生气类情感和同情类情感，β值分别为0.68和-0.44，ps＜0.05）以及责备行为(β=0.29,p＜0.05)。生气类情感又进一步影响到责备行为(β=0.46,p＜0.05)。
    这个结果基本证实了Weiner(2000)的理论假设和一些研究结论：即归因的部位、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反应（包括生气类情感和同情类情感）→责备行为序列。并且部位和控制性还通过对情感反应发挥作用而影响到责备行为。当然，也有一些具体方面跟Weiner的假设有出入，如控制性、部位以及同情类情感对责备行为的回归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水平(βs=0.02,0.04,-0.02,ps＞0.05)。Struthers,C.W.(1998)的实验结果也表明，他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支持Weiner的理论假设，但在一些细节，特别是在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如他的研究表明责任和生气对责备的影响不显著，而同情对责备的影响显著[2]。这些不一致的结论可能与实验情景的选择、情感反应的程度以及被试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有关，也说明该方面的理论假设仍需要广泛的跨文化研究来证实。
    3.3.2　结构方程模型2：归因维度、责任推断、情感反应以及安慰行为反应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和模型1的统计方法相似，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出图2所示的十分理想的结构方程模型。
    附图{图}
    图2　结构方程模型2
    注：1.*=p＜0.05
    2.责任程度由三个条目来反映：负有责任(A1)，无理由(B1)，有过错(C1)；生气类情感包括：气愤(A2)，生气(B2)，愤怒(C2)；同情类情感包括：同情(A3)和怜悯(B3)
    对于模型2来说，吻合指数X[2](35)=38.009,p=0.334＞0.05，表明理论假设与数据也相吻合。这里，NFI=0.983,NNFI=0.996,CFI=0.999,RMSEA=0.015（90%置信区间为[0.000,0.041]），Lisrel的相应指数为GFI=0.982,AGFI=0.966，这些指数都表明模型与数据十分一致。
    该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的Weiner的理论假设，并且行为原因的部位和控制性与责任推断、与情感反应，责任推断与情感反应的回归系数与图1（即模型1）相同。而部位、控制性、责任程度、生气类情感、同情类情感与安慰行为反应之间的β值有所变化，它们分别为βs=-0.02,0.03,-0.11,-0.15,0.30，并且后二者显著（见图2）。可见，归因、责任推断主要通过影响情感反应作用于安慰行为。
    综合上述两个模型，这些研究结果为Weiner(2000)的理论假设提供了依据，使我们对归因、责任推断、情感反应以及后继行为反应之间的序列和数量化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即，归因的部位、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反应（包括生气类情感和同情类情感）→责备、安慰行为反应序列。当然，我们也发现，这些变量之间的数量化关系会因情景和后继的行为反应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我们发现责备主要与责任推断和生气类情感反应有关，安慰则主要与情感反应（包括生气类情感和同情类情感）有关。
    4　结论
    内在的可控的失败原因引起最高程度的责任推断、最高程度的责备和最低程度的安慰，像在本研究中，能力高－努力低情景与高责任、高责备以及低安慰相联系；相反，内在的不可控的稳定的原因与最低责任、最低责备以及最高程度的安慰相联系，即能力低－努力高情景与低责任、低责备以及高安慰相联系。
    责任归因与责备和安慰之间的关系为：归因的部位和控制性→责任推断→情感反应（生气类情感、同情类情感）→行为反应策略（责备或安慰）。即部位和控制性归因会影响到责任推断和情感反应，责任推断除了直接影响到行为应对策略外，还间接地通过情感反应对责备和安慰发挥作用。
    在控制性上身份具有主效应，以及身份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即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更倾向于对失败行为做可以控制的归因；在行为反应策略安慰上，身份具有主效应，即教师更倾向于使用安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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