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菽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提出过许多进步的、正确的教育主张。他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应走自己的道路，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反对模仿和照搬外国的一套。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小先生制度”、“流动学校”等主张，并亲自到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讲课，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潘菽还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他支持黄炎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聘为该社研究主任，兼中华职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潘菽不仅注重言传身教，而且还提出要注意“物教”的主张。他认为“环境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无不注意环境的选择和安排”。他的这种主张是有心理学的科学依据的。

“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

　　潘菽是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杰出代表。由于他的渊博学识，特别是他的高尚人格，他在我国心理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筹建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过程中，他作为筹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一直是我国心理学队伍和心理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潘菽一向最为关注的是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毕生一直在探索改革旧心理学和建立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途径。他对于发展我国心理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这就是：我国心理学必须走我们自己的路，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以便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并且是一贯的。早在３０年代，他针对我国学术上的“买办制度”和“全盘西化”的论调，曾连续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关于学术中国化的主张，呼吁学术独立。在心理学上则一贯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的心理学，极力倡导开展切合我国实际、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研究。７０年代末，当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之后，他更加明确而坚定地一再向全国心理学界强调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心理学必须加紧改革和改造，提高科学性，建立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心理学。晚年，他根据西方传统心理学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和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四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发展我国心理学的四条主要途径。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科学心理学的命根子；二是要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以求能为此更好的服务；三是要有分辨地继承我国古代可贵的心理学思想，以发扬国光，古为今用；四是要有批判地吸收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博采众长，洋为中用。我国心理学者从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已逐步认识到潘菽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并把它视为发展我国心理学的纲领。这是他为我国心理学所做出的带有根本意义的贡献。
　　为了贯彻他所坚持的这一主张，他在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多年中，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组织领导工作。从制订长期规划到组织全国协作研究，从国内协作到国际交流，从科研到教学，从心理学基本理论探讨到实验研究，从干部培养到教材建设，总之，在心理学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中国心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荆其诚教授在谈到他的贡献时指出：“我国心理学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繁荣，与潘菽同志的呕心沥血的操劳是分不开的。”我国心理学史专家高觉敷教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毫无疑义，潘老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是我国心理学界的泰斗”。

我国理论心理学的开拓者

　　潘菽早年对心理学的发展寄希望于实验研究。因为当时心理学的派别很多，分歧很大。他认为要取得一致的正确看法，靠空洞的论争是与事无补的，只有通过实验取得可靠的结果，才能求得共识，从而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后来，他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和对心理学各流派分支实质的进一步研究，认识到照自己的设想未必就能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因为对于同一个科学事实和实验结果，仍会有很不同的以至相反的解释。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只有把看问题的根本观点搞端正了，才能够对心理事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而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基于这种认识，他转而更加注重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４０年代，他特为中央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试图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说明心理学中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心理研究所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室，中国心理学会也成立了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他直接领导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带领和指导我国心理学理论队伍逐一研究心理学中一些有很大分歧而且又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他自己率先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具新意的深刻见解，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的构想和框架。例如：
　　他认为心理学必须对人的本质有一个符合科学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特征在于具有可以得到高度发展的心理智能，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本质特征，从而阐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门重要的大有发展前途的基础科学。

关于心理学的科学性质问题，以往在心理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理解。潘菽既不同意把心理学当成自然科学，也不同意把心理学归入社会科学或其他具体学科，如哲学、教育学、生物学等。他认为，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有社会科学的性质，是具有二重性质的中间科学，是跨于两大科学门类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他的这一看法已为中国心理学界普遍接受，他的这一正确观点和他为实施这一主张所做的种种努力，无疑会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
　　潘菽对心理学的方法论也有系统而完整的论述。除了已为人们认识的一般原则外，他特别指出，心理学研究必须贯彻生活实践的观点，而不能采取把心理现象孤立化的观点；要对人的地位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而不能把人的心理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以至人兽不分。
　　潘菽对传统心理学把心理过程分为“知、情、意”的三分法体系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二分法观点，即把整个心理活动分为意向活动和认识活动两个主要范畴，以作为他自己的心理学构想的基本框架。对这一问题，目前我国心理学者的看法尚有较大的分歧，但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意识问题是心理学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潘菽对以往各心理学流派的观点都不同意。他认为意识并不等于心理，它并不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而只代表“知”的一方面，“意识就是认识”。
　　心身关系问题也是心理学中的“老、大、难”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潘菽对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主要看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吸取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此问题合乎科学的一些思想，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认为心身问题是一个体用问题，即身体是心理的主体，人脑是心理的主要物质器官，而心理是身体，尤其是人脑的一种机能和作用。对于心理实质的理解，我国沿用的教科书上一直遵照列宁的观点，即“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潘菽则进一步提出人脑有生理的和心理的两种机能。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在列宁指出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
　　潘菽对个性问题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动态和静态两种表现形态。心理活动的动态表现就是常说的心理过程，而心理活动的静态或稳定的状况就是心理状态。一个人所有的全部心理的静态或较稳定的状况就是所说的个性。
　　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他改变了以往把有机界分成人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旧三界的说法，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界说，即把整个世界分成无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
　　潘菽对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极为重视。他一再指出，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我国心理学者绝不可“数典忘祖”，而必须好好挖掘研究，以继承先人的这份珍贵遗产。在他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我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潘菽的心理学思想在我国心理学界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他自己并不认为他的所有看法都已达到完全成熟，在我国心理学界对他的心理学思想的认识和估价也不尽一致。为了更好地探讨他的思想，１９８８年１月正式成立了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会。中国心理学者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研究，以促进中国心理学的繁荣发展。
　　潘菽一生著作很多。个人专著以及主编、合编的书有１０几部，发表心理学论文以及教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文章２００余篇。他主编的大学教材《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和图文并茂的高级科普著作《人类的智能》（上海科技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１９８３年）分别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和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心理学简札》（上下两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可以说是他一生对心理学探索成果的一个总结。这部书从１９６４年他养病期间开始构思和写作，到１９８４年正式出版，前后历时２０年，全书６０多万字。在这部著作中，他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古今中外有影响的心理思想，对传统心理学中各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论。同时，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和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个人的设想。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我国心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书评认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旧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重大尝试，是促使我国心理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是一本心理学简要百科全书式的书”。该书１９９１年荣获“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１９９２年又获国家教委首届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
　　潘菽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他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１９４５?重庆）和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对巩固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１９５８年以来一直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１９５６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市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